【經濟日報╱編譯廖玉玲】美國總統歐巴馬去年宴請矽谷高階主管時，問蘋果故執行長賈伯斯：iPhone可能移回美國做嗎？賈伯斯斬釘截鐵地回答：它們是回不來了。
歐巴馬的問題正好觸及蘋果的中心信念，不過蘋果把工作外包給海外代工廠，不只著眼於勞工成本較低的優勢。海外代工業者的規模和彈性，還有海外勞工的勤奮和技術，都遠遠超越美國，「美國製」不再是蘋果多數產品考慮的選項。
蘋果已成地表上最知名、最受尊崇、最多人仿效的一家大公司，其毫不鬆懈的營運技巧，是成功的部分秘訣。不過，讓歐巴馬和經濟學家與決策者氣惱的是，蘋果和許多高科技同業，不像其他知名企業在全盛時期會積極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
通用汽車（GM）在1950年代僱用40萬名美國人，奇異（GE）1980年代在美國的員工也有數十萬大軍。蘋果目前在美國僱有員工4.3萬人，海外2萬人，但還有更多人為蘋果的代工廠工作：有70萬人在設計、建造和組裝iPad、iPhone和其他蘋果產品，但他們都是亞洲、歐洲等外國公司的員工。
白宮經濟顧問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就說，現在為何這麼難在美國創造中產階級的工作機會，蘋果正是最好的例證。如果這是資本主義的巔峰，那我們應該要擔心了。
蘋果高層主管表示，把產品委託海外製造商生產，是他們此刻唯一的選項。一名離職主管回憶道，多年前iPhone離上架不到幾周，在賈伯斯要求下，突然決定重新設計iPhone的螢幕，但組裝線如此一來得被迫撤換。新螢幕在午夜時分抵達那座亞洲工廠。
一名領班馬上從公司宿舍裡叫醒8,000名員工，每人分到一塊餅乾和一杯茶，然後被帶往工作區。半小時內一條兩班制的生產線啟動；96小時內那座工廠每天可產出逾1萬支iPhone。
那名主管說，他們的速度和彈性直叫人驚嘆，沒有一座美國工廠能比得上。
幾乎任何電子公司都有類似的故事，外包也早已成為數百種產業的常態，會計、法律服務、銀行、汽車製造和製藥，無一不外包。
曾任美國勞工部首席經濟學家的史蒂文森表示，美國企業過去曾覺得有義務支持美國勞工，即便從財務角度來看那不是最佳選項。如今獲利和效率才是王道。企業和另一派經濟學家則批評，上述想法未免太天真。企業主管指出，美國勞工是全世界教育程度最高，但這個國家訓練不出足夠的中階技術人才，供工廠使用。
蘋果多名主管私底下表示，世界已經改變，不能再用聘僱多少員工來衡量一家公司的貢獻。蘋果的成功也讓美國經濟受惠，只不過是藉由讓創業人士有更多機會和力量的方式，同時也為電信營運商和貨運等產業創造就業機會。
最後一個重點，提振失業率並不是他們的工作，「我們唯一的義務是竭盡所能做出最好的產品。」
蘋果之所以找亞洲代工廠代工，看上的不只是勞工成本較低廉。對科技公司而言，採購零組件和管理供應鏈，把零組件和服務從數百家公司湊在一起的成本，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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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紐約時報》網絡版發表評論文章稱，蘋果等美國科技企業正在將工作機會轉移至海外，引起美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的不滿。然而，海外企業除勞動力成本低廉外，還具有工作時間靈活、工人技術水平高等優勢，“美國製造”將一去不復返。
以下為文章全文：
去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硅谷舉行宴會，邀請眾多科技界大佬共商國是。每位客人都需要準備一個問題，供總統解答。
然而，當蘋果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發言時，奧巴馬總統卻打斷了他，反問道：要付出何種代價，才能在美國生產iPhone?
就在不久前，蘋果還在誇耀其產品“產自美國”。如今，乾坤逆轉。蘋果去年售出7000萬部iPhone，3000萬台iPad，以及5900萬台其他產品──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在美國之外的地方生產的。
奧巴馬問道，為什么不能在“家”完成這些工作呢？
賈伯斯的答復非常明確。據一名與會者透露，他的原話是：“這些工作機會是回不來的。”
奧巴馬的問題触及了蘋果的一個核心理念。將生產線轉移至其他國家，不僅僅是由於那裡的勞動力成本更低﹔蘋果管理層認為，海外工廠規模龐大，工人更加靈活、勤勉，工作技能也更加出色，這些優點遠遠超過了美國本土的工廠和工人，以至於蘋果的大多數產品已經不再适宜“產自美國”。
蘋果業已成為世界上最著名、最受人尊敬的企業之一，其發展模式被廣為效仿。蘋果的成功，部分源於精益求精的全球化運營。去年，蘋果的每名雇員創造了超過40萬美元的利潤，這一數字超過了高盛、埃克森美孚和谷歌。
然而，讓奧巴馬總統以及經濟學家和決策層感到不滿的是，蘋果──以及其他許多科技公司──對於“為美國創造工作機會”這件事的熱情，遠不如其他那些亦曾站在浪潮之巔的著名企業。
目前，蘋果在美國擁有43000名雇員，在海外則有20000人﹔相比之下，1950年代的通用汽車曾擁有超過40萬名美國雇員，而1980年代的通用電氣也曾雇傭成千上萬美國公民。蘋果供應商體系規模龐大，有70萬人負責設計、製造和組裝iPad、iPhone及其他蘋果產品﹔然而，他們几乎全都在其他國家工作。他們為亞洲、歐洲及其他地方的外國公司打工，在代工廠里工作──几乎所有電子產品設計廠商都需要依賴這些工廠進行生產。
前白宮經濟顧問杰瑞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說：“蘋果的案例解釋了為什么如今很難在美國創造能夠培育中產階級的工作機會。”
“如果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極致體現，那么我們應當感到憂慮。”他說。
蘋果管理層則表示，此時向海外遷移，實屬不得已而為之。一位前高管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距離iPhone上市僅有數周時間，蘋果卻需要修改設計方案，而他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中國的一家工廠身上。蘋果重新設計了iPhone的顯示屏，組裝生產線不得不大幅調整。臨近午夜，新的顯示屏運到了工廠。
一個工頭立即從工廠宿舍里叫醒了8000名工人，並給每個人發放一袋餅干和一盃茶水。所有人在半小時內走上工位，開始安裝這些玻璃顯示屏，每個班次長達12小時。在96小時內，這家工廠每天生產超過10000部iPhone。
“他們的速度和靈活性令人惊嘆。”這名前高管說，“美國沒有任何一家工廠能夠與之媲美。”
几乎所有電子產品廠商都能夠講述類似的故事。外包模式已經席捲各行各業，包括會計、法務、金融、汽車製造和制藥領域。
儘管蘋果並未“特立獨行”，但是我們能夠從這家公司管窺為何某些優秀企業取得的成功，並未轉化為大量的國內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蘋果向海外遷移的決策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更加寬泛的問題：隨著全球經濟和國內經濟的日益交融，美國企業虧欠美國人民哪些東西？
前美國勞工部首席經濟學家貝奇﹒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說：“企業曾經認為自己有義務扶助美國工人──即使從財務角度考慮，這並非最佳方案，他們仍會做出這樣的抉擇。然而，這種情況已經不復存在。利潤和效率壓倒了慷慨和慈善。”
企業和其他經濟學家認為，史蒂文森的想法太過天真。公司高管們表示，儘管美國人是全世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體之一，政府卻已不在大量培訓具備中等技能水平的人才，難以滿足工廠的需要。
企業還表示，為了繁榮發展，他們需要向能夠帶來足夠利潤的國家轉移，以確保企業擁有充足的資金支持創新。否則美國將面臨失去更多就業崗位的風險，這早已被一些著名國內製造商所證明──如通用汽車和其他公司──由於對市場反應敏捷的新競爭對手的出現，這些製造商的規模明顯縮減。
蘋果已閱讀過這篇報導的摘要，但一向以神祕著稱的蘋果並未對此發表評論。
這篇文章基於對30多名蘋果前員工、當前員工、代工廠商──許多要求匿名以確保不被蘋果開除──及經濟學家、製造業專家、國際貿易專家、科技分析師、學術研究者、蘋果供應商員工、競爭對手、企業合作伙伴和政府官員的采訪。
蘋果高管曾私下表示，世界變化如此之快，僅通過員工數量衡量企業的貢獻是不充分的──儘管蘋果在美國雇傭的員工數量多於以往。此外，蘋果的成功為企業家提供了方便，為移動運營商和運輸蘋果產品的企業創造了就業機會，從而推動了經濟發展。
一位蘋果高管稱：“我們在全球100多個國家銷售iPhone，我們沒有義務來解決美國面臨的各種問題，我們唯一的義務就是儘可能地生產出最高質量的產品。”
我需要一款玻璃屏幕
2007年，在iPhone上市前的1個多月，賈伯斯召集公司几名高管到辦公室開會。几個星期以來，賈伯斯的口袋裡一直揣著一部iPhone原型機。
據出席會議的高管稱，賈伯斯憤怒的舉起iPhone，讓在場的每個人都能看到塑料屏幕上的十几道細細的刮痕。然後，他又從牛仔褲兜里取出了一串鑰匙。
他說：“人們會把手機放在口袋裡，也會把鑰匙放在口袋裡，我不想銷售一款輕易被划傷的產品。唯一的解決方案是使用不怕刮划的玻璃屏幕。我需要一款玻璃屏幕，並希望在6周內拿出完美的解決方案。”
會議結束後，一名高管立即定機票飛往深圳，要得到一款完美的產品，除了中國，別無他處。
在兩年多的時間里，蘋果的一個項目──代號為Purple 2──也經常會出現同樣的問題：如何重新定義手機？如何設計出最高質量的產品──如使用抗刮划屏幕──同時又確保可迅速量產數百萬部，價格要充分合理以確保足夠利潤。
几乎每一次，最終的答案都在美國以外。儘管各版本iPhone使用的零部件有所不同，但所有型號iPhone都包含上百個零部件，其中約90%在美國以外生產。先進的半導體來自德國和中國台灣，內存來自韓國和日本，顯示面板和電路板來自韓國和中國台灣，芯片組來自歐洲，稀有金屬來自非洲和亞洲，所有這些零部件最終都在中國組裝。
創立初期，蘋果並未考慮在公司外部尋去製造解決方案。例如，蘋果1983年開始生產Macintosh計算機，賈伯斯在隨後的几年中曾誇耀“這是一台產自美國的計算機。”1990年，賈伯斯創建了NeXT公司，後來被蘋果收購。賈伯斯向記者表示“我為工廠而引以為豪，如同我為計算機而自豪。”2002年末，蘋果高管偶爾還驅車兩個小時，訪問位於總部東部的埃爾克格羅夫(Elk Grove)iMac工廠。
2004年，蘋果開始大規模轉向國外製造。做出該決定的是蘋果運營專家蒂姆﹒庫克(Tim Cook)，庫克去年8月取代賈伯斯出任公司CEO，即賈伯斯逝世前的6周。大部分美國電子公司已經走向海外，而正處在艱難期的蘋果，已經意識到必須抓住每一個機會。
亞洲市場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是半熟練工人的薪水較低，但這並不是蘋果選擇亞洲的主要原因。對於科技公司而言，與購買零部件和管理供應鏈成本相比，勞動力成本顯得微不足道。
一位蘋果前高管稱，庫克選擇亞洲市場基於兩點考慮。首先，亞洲工廠可以迅速根據需求調整規模，其次是亞洲供應鏈優于美國。這位高管稱：“結果就是我們在這方面無法匹敵亞洲。”這些優勢在2007年賈伯斯需要玻璃屏幕時顯露無遺。
多年來手機廠商避開使用玻璃屏幕，主要是因為切割和打磨工藝要求苛刻，很難達到預期效果。蘋果已經選定美國公司康寧(Corning)生產大尺寸強化玻璃面板，但將這些面板切割成數百萬塊iPhone屏幕就需要尋找一家大型切割工廠，需要用大量的玻璃進行測試，還需要大量的中級水平工程師，僅僅準備這些就需要大量成本。
中國工廠拿到了合同
當蘋果的考察團抵達時，中國工廠的老板已經開始建設新的廠房。 “萬一妳們跟我們簽合同呢？”該工廠的經理如是說。
此外，中國政府決定扶持大量企業，因此切割工廠可享受政府的補貼。車間內擺滿了可兼容蘋果產品的大量免費玻璃樣品。工廠老板几乎可以使工程師隨時待命，且不需要支付任何額外費用。他們在車間旁邊建設職工宿舍，以保證24小時都有工人上班。
一位蘋果前高管說，現在整個產業鏈就在中國。如果妳需要一千個橡膠密封圈，在隔壁的工廠就能買到。如果妳需要一百萬個螺絲，過一條街就能買到。如果妳需要特制螺絲的話，衹需要三小時就能實現。
“富士康城”
從那家玻璃工廠驅車大約八個小時，就來到了所謂的“富士康城”，大量的iPhone就在這裡組裝。對蘋果管理層而言，“富士康城”是中國工人比美國工人優秀勤奮的有力證明，因為在美國根本就不存在類似“富士康城”的地方。
這裡有23萬名工人，其中很多人每周工作六天，而且通常在車間里一呆就是12個小時。四分之一的富士康工人生活在工廠的廠區內，很多人每天的收入低於17美元。當蘋果的一位管理者在換班期間進入富士康廠區時，他的車被人流堵在了馬路中間。對此他衹能說，這樣的場面令人難以想像。
富士康雇傭了近300名保安維持秩序，以免人流高峰期出現踩踏。工廠的中心食堂平均每天消耗3吨豬肉和13吨大米。工廠里一塵不染，但是附近的茶室彌漫著嗆人的煙霧。
富士康在亞洲、東歐、墨西哥和巴西均設有分廠，組裝全球大約40%的消費電子產品，客戶包括亞馬遜、戴爾、惠普、摩托羅拉、任天堂、諾基亞、三星和索尼。
2010年前擔任蘋果全球供應總經理的珍妮弗﹒瑞格尼(Jennifer Rigoni)說，富士康能夠在一夜之間招聘到3000人，但在美國，沒有哪家工廠能在一夜間招聘到這么多人，並說服他們去住職工宿舍。
2007年年中，蘋果工程師在經過一個多月的試驗後，終於研發出一種切割強化玻璃的完美方法，而這種玻璃將用做iPhone的顯示屏。據一位蘋果前高管介紹，切割好的第一批玻璃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運到了“富士康城”。富士康的經理叫醒了上千名員工，他們趕緊穿好了工作服，男人穿的衣服黑白相間，女人則是紅色。他們立即回到車間，開始手工組裝。在三個月內，蘋果賣出了100萬部iPhone。自那時起，富士康已經組裝了2億多部iPhone。
而富士康則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拒絕透露關於客戶的任何信息。
富士康表示，公司雇傭的任何員工都簽訂了明確的勞動合同，而且公司會依照中國相關法律保護他們的權益。富士康對員工有高度的責任感，公司將努力為一百萬名員工提供安全和積極的工作環境。
富士康對蘋果前高管披露的細節進行反駁。富士康表示，對於某人所說的夜裡加班的現象，根本不可能存在，因為公司對員工的上班時間都進行嚴格的管理，每一位工人都有電子打卡牌，如果換班未經批准，員工就無法進入工廠工作。富士康稱，任何換班時間不是早上7點就是晚上7點，如果有任何變化，員工將在12小時之前接到通知。
不過，富士康員工在接受采訪時的表態與公司聲明有出入。
蘋果在中國發展的另外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擁有美國無法比擬的工程師隊伍。蘋果高管曾估算，指導參與iPhone生產的20萬裝配線工人需要8700名工程師。分析師估計，在美國招聘到這么多合格的工程師需要將近9個月的時間。而在中國，衹需要15天。
在中國僅需要15天
麻省理工學院副院長馬丁﹒施密特(Martin Schmidt)稱：“蘋果等企業抱怨，在美國建立工廠面臨著技術工人短缺的挑戰。”企業稱，他們衹需要高中以上學歷的工程師即可，而不必擁有學士學位。但在美國，很難找到這樣的人。施密特說：“就業機會確實有，但美國沒法滿足這個需求。”
誠然，iPhone的某些相關業務衹能在美國開展，如軟件和創新性營銷活動。蘋果最近斥資5億美元在北卡羅來納州建立數據中心。此外，iPhone 4和iPhone 4S的內部芯片在三星的德州工廠製造。
儘管如此，這些設施並未帶來足夠多的就業機會。例如，蘋果北卡羅來納州數據中心衹有100名全職員工，三星工廠也衹有約2400名員工。
曾負責蘋果產品開發和市場營銷工作的吉恩-路易斯﹒卡西(Jean-Louis Gass e)稱：“如果將手機銷量從100萬部提高到3000萬部，其實不必增加很多程序員。所有新公司──Facebook、谷歌和Twitter──均受益於此。它們在增長，但並不需要聘請太多人。”
很難估算在美國製造iPhone的成本几何，但一些專家和製造業分析師稱，由於勞動力在技術製造中僅占很少一部分成本，如果在美國生產，每部iPhone衹會增加65美元的費用。而每部iPhone的利潤約為數百美元，如果在美國生產，理論上而言蘋果仍將有不錯的回報。
但在許多方面，這種估算毫無意義，因為在美國生產iPhone需要的不僅僅是聘用美國工人──還要改變整個美國，乃至全球的經濟。蘋果高管們認為，僅擁有充足的美國員工，以及高效、極具靈活性的工廠還遠遠不夠。康寧等與蘋果合作的企業也表示，它們必須走出國門。
為蘋果生產iPhone玻璃屏讓康寧的肯塔基州工廠重獲新生，時至今日，大量的iPhone玻璃屏仍在這裡生產。在iPhone大獲成功之後，康寧還贏得了其它希望效仿蘋果的企業的大量訂單。如今，康寧強化玻璃的年銷售額增至7億多美元，已聘用約1000名美國工人支持這一新興業務。
但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張，康寧大部分強化玻璃製造業務已轉移到日本和中國台灣的工廠。
康寧副董事長兼CFO詹姆斯﹒佛勞斯(James B. Flaws)稱：“我們的客戶遍及中國台灣和內地，以及韓國和日本。我們可以在美國製造強化玻璃並裝船發貨，但需要35天時間。當然可以選擇空運，但成本相當於前者的10倍。因此，我們選擇在組裝工廠附近建造玻璃工廠，也就是在海外。”
康寧成立於161年前，總部仍位於紐約州。理論上而言，康寧可以在美國製造全部玻璃。佛勞斯說：“但需要對整個產業結構進行徹底調整。消費電子業務已經成為了一項亞洲業務。作為一名美國人，我對此感到擔憂，但卻無法阻止。亞洲成為了四十年前的美國。”
中等職位消失
當埃里克﹒薩拉格扎(Eric Saragoza)第一次走進蘋果加州Elk Grove製造工廠時，他感覺像是進入了工程仙境。
那是1995年，這座位於薩克拉曼多(Sacramento，加州首府)的工廠雇用了1500多名員工。工廠里到處是機器人手臂，傳送帶上全是電路板，iMac分散在不同的組裝階段。薩拉格扎是一位工程師，很快晉升為管理人員，後來加入到一個精英診斷團隊。他的薪水提升至5萬美元。他與妻子有三個孩子，後來買了一個帶泳池的住宅。
薩拉格扎說：“最終，我感覺到學有所用，並獲得了回報。我知道，世界需要會製造產品的人。”
與此同時，電子產業發生轉變，蘋果──產品普及度開始下降──在重塑自我時遭遇挑戰。其中一個重要挑戰是改進製造，在薩拉格扎投入工廠工作後的几年，他的主管解釋加州工廠如何與國外工廠競爭：不包括原材料，在Elk Grove工廠建造一台1500美元計算機的成本是22美元。而在新加坡衹需6美元，在中國台灣衹需4.85美元。薪水上並沒有太大差距，但庫存成本和員工完成一項任務所需時間則有顯著差距。
薩拉格扎說：“我們被告知，每天必須工作12個小時，周六也要工作。但我有家庭，還要看孩子踢足球。”
現代化經常會導致某些工作出現轉變或徹底消失。正如美國經濟由農業向製造業轉型，然後再向其它工業轉型時期，農民變成了煉鋼工人，銷售員和中層管理者。這些轉型帶來了許多經濟利益，通常，在每一個階段，即使非技術工人也能獲得更高的薪水，以及更多的晉升機會。
但經濟學家稱，最近20年有了一些根本性的改變。中等職位開始消失，尤其是在沒有大學文憑的美國人群中。今天，新的就業機會嚴重偏向服務業──在飯店或呼叫中心，或作為醫院護理或臨時工──該行業提供的中等職位很少。
即使擁有大學文憑的薩拉格扎也未能擺脫這種趨勢的挑戰。首先，Elk Grove工廠的一些日常工作已被轉移到海外。薩拉格扎並不介意。其次，機器人技術可以讓管理人員用機器人替代工人。一些診斷工程師被派往新加坡。負責工廠庫存的中層管理者被裁員，因為衹需少數一些人配上互聯網就可以滿足需求了。
如果將薩拉格扎放在一個非技術職位上，那就顯得成本過高了。同時，他又無法勝任更高層的管理職位。2002年在上完夜班後他被叫到一個小辦公室，結果被裁員，離開了工廠。薩拉格扎後來曾在高中教書，然後試圖重返科技界。但蘋果已經將Elk Grove工廠的大部分變成了AppleCare呼叫中心，新員工每小時的薪水是12美元。
硅谷確實擁有就業潛力，但薩拉格扎卻沒有遇上。他說：“他們需要的是30多歲又沒有孩子的人。”薩拉格扎今年48歲，加上自己家裡共有5口人。
在尋找工作几個月後，他開始絕望，甚至連教書工作也少了。最後，他衹能在一家電子代理機構工作。這家機構被蘋果雇用，負責在返回給用戶前檢查返修的iPhone和iPad。每天，薩拉格扎都要驅車到當年曾擔任工程師的大樓，擦洗成千上萬的玻璃屏幕，通過耳機測試音段接口。每小時薪水10美元，沒有福利。
豐厚薪酬
隨著蘋果海外業務和銷售額的增長，蘋果高管的薪酬水平也水漲船高。上一財年，蘋果的營收達到1080億美元，超過了密歇根州、新澤西州和馬薩諸塞州預算的總和，而蘋果股價也從2005年拆股後的45美元左右一路升至427美元以上。
蘋果股東分享了該公司創造的部分財富。蘋果是持股人數最多的公司之一，股價的上漲澤被了大量散戶投資者、401(k)帳戶和退休基金。與此同時，蘋果員工也分享了這場盛宴。上個財年，除工資收入以外，蘋果員工和董事總共收獲了價值20億美元的股票，行使的股票及期權價值也達到14億美元。
而蘋果高管是這場盛宴的最大受益者。CEO庫克去年獲得了期限為10年的股票獎勵，按當前股價計算，這筆股票價值4.27億美元。同時他的年薪也上調至140萬美元。蘋果遞交證券監管機構的報告顯示，庫克2010年的薪酬總額達到5900萬美元。
一位接近蘋果的人士表示，蘋果為整個美國和全世界創造了巨大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蘋果員工獲得的報酬水平是合理的。隨著公司業務的增長，蘋果包括製造崗位的國內員工規模也在擴大，僅去年蘋果美國員工人數就增加了8000人。
當其他公司紛紛將呼叫中心遷往海外時，蘋果仍將呼叫中心留在美國境內。一位消息人士估計，蘋果產品銷售的增長為其他公司創造了數以萬計的美國工作崗位。例如，聯邦快遞和UPS均已表示，由於蘋果產品快遞數量的增加，公司在美國境內都增招了員工。但這兩家公司在未獲得蘋果批准的情況下都不願透露具體數字，而蘋果則拒絕提供這些數據。
蘋果一位高管表示，公司不該為使用中國勞工資源而受到外界指責，因為美國本土已經無法提供這樣的人才。
此外，蘋果消息人士表示，公司在美國境內已經創造了大量好的工作崗位，這些崗位來自蘋果零售店以及銷售iPhone和iPad應用的初創企業中。
在度過兩個月測試iPad的時間後，薩拉格扎選擇退出。他認為公司提供的薪酬太低，還不如把這些時間花在尋找其他工作上。在去年10月的一個晚上，當薩拉格扎坐在MacBook前開始新一輪在線簡歷提交之際，在地球另一端的林麗娜(音譯，Lina Lin)已經抵達了位於中國深圳的辦公室。林麗娜是PCH International的項目經理，而PCH是蘋果和其他電子產品公司的合作伙伴，負責協調配件的生產，如保護iPad玻璃屏幕的外殼等。林麗娜並不是蘋果員工，但她是蘋果產品交付鏈條上的有機組成部分。
林麗娜的收入水平略低於蘋果支付給薩拉格扎的工資。林麗娜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這是她在上大學期間和通過電視自學而達到的水平。她和丈夫每月將四分之一的收入存入銀行，他們與父母和兒子居住在一套面積為100平方米的公寓里。
她說，市場上有大量的工作崗位，深圳更是如此。
創新失意者
去年，當奧巴馬總統與賈伯斯和其他硅谷高管的晚宴即將結束時，每個人都站起來準備離開。這時，有很多人圍攏在總統身旁希望合影，而希望與賈伯斯合影的人數也不少。當時坊間已有傳聞，稱賈伯斯的病情在惡化，一些人希望能夠抓住機會與其合影，唯恐這是最後一次與他留影的機會。
最終，合影人群擠到了一起。當時在場的一位人士表示，賈伯斯對奧巴馬說：“我並不擔心美國的長期前景，這是一個相當偉大的國家。我擔心的是，我們沒有充分考慮解決方案。”
例如，硅谷高管在晚宴上建議，政府應該改革簽證制度，讓美國公司雇傭外國工程師。一些高管敦促總統為公司提供“免稅窗口期”，使得公司不用為匯回海外利潤而繳納重稅，這樣公司就可以將這些資金用於創造國內崗位。賈伯斯甚至建議，如果政府幫助培養更多的美國工程師，也許有一天蘋果會將部分熟練技術工種崗位留在美國境內。
經濟學家對上述種種措施的效果持懷疑態度。他們指出，有時候經濟的轉變是由於意想不到的社會發展。例如，上一次美國社會出現嚴重而漫長的失業是在1980年代初期，當時互聯網几乎不存在。那時很少有人會預計到圖形設計學位會很快變得炙手可熱，而電話修理學科則前途渺茫。
目前尚無法確定的是，面向未來的創新是否能為美國創造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
在過去十年間，太陽能、風能、半導體製造和顯示技術的革新已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雖然上述許多行業先在美國興起，但多數就業崗位惠及的卻是海外。企業紛紛關閉了美國境內的工廠，將製造業務遷往中國。企業高管為此給出的解釋是，他們在與蘋果競爭，希望獲得投資者的認可。如果他們不能追趕蘋果的增長速度和利潤率水平，那么生存前景堪憂。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表示，新的中等崗位最終將會產生，但一個年屆四十的人是否具備相應技能？他是否會被新的大學畢業生超越，再也無法回歸中產階層呢？
許多行業的高管表示，賈伯斯等商界人士的出現加快了創新的步伐。通用汽車要花5年的時間才會對汽車設計進行重大修改，相比之下，蘋果在四年時間內就推出了5款iPhone，讓iPhone的運行速度和存儲容量增加了一倍，售價則大幅下降。
去年的那場宴會上，賈伯斯在與奧巴馬告別之前，從口袋裡拿出了iPhone，展示了一款高清圖像的賽車遊戲應用。房間內的輕柔燈光在他手上的iPhone折射，在場的高管們紛紛聚攏在他身邊，希望從他肩頭上一睹這款應用的精彩。這些高管的身家總計超過690億美元。他們看過後都認為，這款遊戲太棒了。
此時，賈伯斯手上的iPhone顯示屏晶瑩剔透，沒有絲毫瑕疵。
歐巴馬的問題正好觸及蘋果的中心信念，不過蘋果把工作外包給海外代工廠，不只著眼於勞工成本較低的優勢。海外代工業者的規模和彈性，還有海外勞工的勤奮和技術，都遠遠超越美國，「美國製」不再是蘋果多數產品考慮的選項。
蘋果已成地表上最知名、最受尊崇、最多人仿效的一家大公司，其毫不鬆懈的營運技巧，是成功的部分秘訣。不過，讓歐巴馬和經濟學家與決策者氣惱的是，蘋果和許多高科技同業，不像其他知名企業在全盛時期會積極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
通用汽車（GM）在1950年代僱用40萬名美國人，奇異（GE）1980年代在美國的員工也有數十萬大軍。蘋果目前在美國僱有員工4.3萬人，海外2萬人，但還有更多人為蘋果的代工廠工作：有70萬人在設計、建造和組裝iPad、iPhone和其他蘋果產品，但他們都是亞洲、歐洲等外國公司的員工。
白宮經濟顧問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就說，現在為何這麼難在美國創造中產階級的工作機會，蘋果正是最好的例證。如果這是資本主義的巔峰，那我們應該要擔心了。
蘋果高層主管表示，把產品委託海外製造商生產，是他們此刻唯一的選項。一名離職主管回憶道，多年前iPhone離上架不到幾周，在賈伯斯要求下，突然決定重新設計iPhone的螢幕，但組裝線如此一來得被迫撤換。新螢幕在午夜時分抵達那座亞洲工廠。
一名領班馬上從公司宿舍裡叫醒8,000名員工，每人分到一塊餅乾和一杯茶，然後被帶往工作區。半小時內一條兩班制的生產線啟動；96小時內那座工廠每天可產出逾1萬支iPhone。
那名主管說，他們的速度和彈性直叫人驚嘆，沒有一座美國工廠能比得上。
幾乎任何電子公司都有類似的故事，外包也早已成為數百種產業的常態，會計、法律服務、銀行、汽車製造和製藥，無一不外包。
曾任美國勞工部首席經濟學家的史蒂文森表示，美國企業過去曾覺得有義務支持美國勞工，即便從財務角度來看那不是最佳選項。如今獲利和效率才是王道。企業和另一派經濟學家則批評，上述想法未免太天真。企業主管指出，美國勞工是全世界教育程度最高，但這個國家訓練不出足夠的中階技術人才，供工廠使用。
蘋果多名主管私底下表示，世界已經改變，不能再用聘僱多少員工來衡量一家公司的貢獻。蘋果的成功也讓美國經濟受惠，只不過是藉由讓創業人士有更多機會和力量的方式，同時也為電信營運商和貨運等產業創造就業機會。
最後一個重點，提振失業率並不是他們的工作，「我們唯一的義務是竭盡所能做出最好的產品。」
蘋果之所以找亞洲代工廠代工，看上的不只是勞工成本較低廉。對科技公司而言，採購零組件和管理供應鏈，把零組件和服務從數百家公司湊在一起的成本，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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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紐約時報》網絡版發表評論文章稱，蘋果等美國科技企業正在將工作機會轉移至海外，引起美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的不滿。然而，海外企業除勞動力成本低廉外，還具有工作時間靈活、工人技術水平高等優勢，“美國製造”將一去不復返。
以下為文章全文：
去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硅谷舉行宴會，邀請眾多科技界大佬共商國是。每位客人都需要準備一個問題，供總統解答。
然而，當蘋果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發言時，奧巴馬總統卻打斷了他，反問道：要付出何種代價，才能在美國生產iPhone?
就在不久前，蘋果還在誇耀其產品“產自美國”。如今，乾坤逆轉。蘋果去年售出7000萬部iPhone，3000萬台iPad，以及5900萬台其他產品──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在美國之外的地方生產的。
奧巴馬問道，為什么不能在“家”完成這些工作呢？
賈伯斯的答復非常明確。據一名與會者透露，他的原話是：“這些工作機會是回不來的。”
奧巴馬的問題触及了蘋果的一個核心理念。將生產線轉移至其他國家，不僅僅是由於那裡的勞動力成本更低﹔蘋果管理層認為，海外工廠規模龐大，工人更加靈活、勤勉，工作技能也更加出色，這些優點遠遠超過了美國本土的工廠和工人，以至於蘋果的大多數產品已經不再适宜“產自美國”。
蘋果業已成為世界上最著名、最受人尊敬的企業之一，其發展模式被廣為效仿。蘋果的成功，部分源於精益求精的全球化運營。去年，蘋果的每名雇員創造了超過40萬美元的利潤，這一數字超過了高盛、埃克森美孚和谷歌。
然而，讓奧巴馬總統以及經濟學家和決策層感到不滿的是，蘋果──以及其他許多科技公司──對於“為美國創造工作機會”這件事的熱情，遠不如其他那些亦曾站在浪潮之巔的著名企業。
目前，蘋果在美國擁有43000名雇員，在海外則有20000人﹔相比之下，1950年代的通用汽車曾擁有超過40萬名美國雇員，而1980年代的通用電氣也曾雇傭成千上萬美國公民。蘋果供應商體系規模龐大，有70萬人負責設計、製造和組裝iPad、iPhone及其他蘋果產品﹔然而，他們几乎全都在其他國家工作。他們為亞洲、歐洲及其他地方的外國公司打工，在代工廠里工作──几乎所有電子產品設計廠商都需要依賴這些工廠進行生產。
前白宮經濟顧問杰瑞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說：“蘋果的案例解釋了為什么如今很難在美國創造能夠培育中產階級的工作機會。”
“如果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極致體現，那么我們應當感到憂慮。”他說。
蘋果管理層則表示，此時向海外遷移，實屬不得已而為之。一位前高管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距離iPhone上市僅有數周時間，蘋果卻需要修改設計方案，而他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中國的一家工廠身上。蘋果重新設計了iPhone的顯示屏，組裝生產線不得不大幅調整。臨近午夜，新的顯示屏運到了工廠。
一個工頭立即從工廠宿舍里叫醒了8000名工人，並給每個人發放一袋餅干和一盃茶水。所有人在半小時內走上工位，開始安裝這些玻璃顯示屏，每個班次長達12小時。在96小時內，這家工廠每天生產超過10000部iPhone。
“他們的速度和靈活性令人惊嘆。”這名前高管說，“美國沒有任何一家工廠能夠與之媲美。”
几乎所有電子產品廠商都能夠講述類似的故事。外包模式已經席捲各行各業，包括會計、法務、金融、汽車製造和制藥領域。
儘管蘋果並未“特立獨行”，但是我們能夠從這家公司管窺為何某些優秀企業取得的成功，並未轉化為大量的國內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蘋果向海外遷移的決策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更加寬泛的問題：隨著全球經濟和國內經濟的日益交融，美國企業虧欠美國人民哪些東西？
前美國勞工部首席經濟學家貝奇﹒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說：“企業曾經認為自己有義務扶助美國工人──即使從財務角度考慮，這並非最佳方案，他們仍會做出這樣的抉擇。然而，這種情況已經不復存在。利潤和效率壓倒了慷慨和慈善。”
企業和其他經濟學家認為，史蒂文森的想法太過天真。公司高管們表示，儘管美國人是全世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體之一，政府卻已不在大量培訓具備中等技能水平的人才，難以滿足工廠的需要。
企業還表示，為了繁榮發展，他們需要向能夠帶來足夠利潤的國家轉移，以確保企業擁有充足的資金支持創新。否則美國將面臨失去更多就業崗位的風險，這早已被一些著名國內製造商所證明──如通用汽車和其他公司──由於對市場反應敏捷的新競爭對手的出現，這些製造商的規模明顯縮減。
蘋果已閱讀過這篇報導的摘要，但一向以神祕著稱的蘋果並未對此發表評論。
這篇文章基於對30多名蘋果前員工、當前員工、代工廠商──許多要求匿名以確保不被蘋果開除──及經濟學家、製造業專家、國際貿易專家、科技分析師、學術研究者、蘋果供應商員工、競爭對手、企業合作伙伴和政府官員的采訪。
蘋果高管曾私下表示，世界變化如此之快，僅通過員工數量衡量企業的貢獻是不充分的──儘管蘋果在美國雇傭的員工數量多於以往。此外，蘋果的成功為企業家提供了方便，為移動運營商和運輸蘋果產品的企業創造了就業機會，從而推動了經濟發展。
一位蘋果高管稱：“我們在全球100多個國家銷售iPhone，我們沒有義務來解決美國面臨的各種問題，我們唯一的義務就是儘可能地生產出最高質量的產品。”
我需要一款玻璃屏幕
2007年，在iPhone上市前的1個多月，賈伯斯召集公司几名高管到辦公室開會。几個星期以來，賈伯斯的口袋裡一直揣著一部iPhone原型機。
據出席會議的高管稱，賈伯斯憤怒的舉起iPhone，讓在場的每個人都能看到塑料屏幕上的十几道細細的刮痕。然後，他又從牛仔褲兜里取出了一串鑰匙。
他說：“人們會把手機放在口袋裡，也會把鑰匙放在口袋裡，我不想銷售一款輕易被划傷的產品。唯一的解決方案是使用不怕刮划的玻璃屏幕。我需要一款玻璃屏幕，並希望在6周內拿出完美的解決方案。”
會議結束後，一名高管立即定機票飛往深圳，要得到一款完美的產品，除了中國，別無他處。
在兩年多的時間里，蘋果的一個項目──代號為Purple 2──也經常會出現同樣的問題：如何重新定義手機？如何設計出最高質量的產品──如使用抗刮划屏幕──同時又確保可迅速量產數百萬部，價格要充分合理以確保足夠利潤。
几乎每一次，最終的答案都在美國以外。儘管各版本iPhone使用的零部件有所不同，但所有型號iPhone都包含上百個零部件，其中約90%在美國以外生產。先進的半導體來自德國和中國台灣，內存來自韓國和日本，顯示面板和電路板來自韓國和中國台灣，芯片組來自歐洲，稀有金屬來自非洲和亞洲，所有這些零部件最終都在中國組裝。
創立初期，蘋果並未考慮在公司外部尋去製造解決方案。例如，蘋果1983年開始生產Macintosh計算機，賈伯斯在隨後的几年中曾誇耀“這是一台產自美國的計算機。”1990年，賈伯斯創建了NeXT公司，後來被蘋果收購。賈伯斯向記者表示“我為工廠而引以為豪，如同我為計算機而自豪。”2002年末，蘋果高管偶爾還驅車兩個小時，訪問位於總部東部的埃爾克格羅夫(Elk Grove)iMac工廠。
2004年，蘋果開始大規模轉向國外製造。做出該決定的是蘋果運營專家蒂姆﹒庫克(Tim Cook)，庫克去年8月取代賈伯斯出任公司CEO，即賈伯斯逝世前的6周。大部分美國電子公司已經走向海外，而正處在艱難期的蘋果，已經意識到必須抓住每一個機會。
亞洲市場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是半熟練工人的薪水較低，但這並不是蘋果選擇亞洲的主要原因。對於科技公司而言，與購買零部件和管理供應鏈成本相比，勞動力成本顯得微不足道。
一位蘋果前高管稱，庫克選擇亞洲市場基於兩點考慮。首先，亞洲工廠可以迅速根據需求調整規模，其次是亞洲供應鏈優于美國。這位高管稱：“結果就是我們在這方面無法匹敵亞洲。”這些優勢在2007年賈伯斯需要玻璃屏幕時顯露無遺。
多年來手機廠商避開使用玻璃屏幕，主要是因為切割和打磨工藝要求苛刻，很難達到預期效果。蘋果已經選定美國公司康寧(Corning)生產大尺寸強化玻璃面板，但將這些面板切割成數百萬塊iPhone屏幕就需要尋找一家大型切割工廠，需要用大量的玻璃進行測試，還需要大量的中級水平工程師，僅僅準備這些就需要大量成本。
中國工廠拿到了合同
當蘋果的考察團抵達時，中國工廠的老板已經開始建設新的廠房。 “萬一妳們跟我們簽合同呢？”該工廠的經理如是說。
此外，中國政府決定扶持大量企業，因此切割工廠可享受政府的補貼。車間內擺滿了可兼容蘋果產品的大量免費玻璃樣品。工廠老板几乎可以使工程師隨時待命，且不需要支付任何額外費用。他們在車間旁邊建設職工宿舍，以保證24小時都有工人上班。
一位蘋果前高管說，現在整個產業鏈就在中國。如果妳需要一千個橡膠密封圈，在隔壁的工廠就能買到。如果妳需要一百萬個螺絲，過一條街就能買到。如果妳需要特制螺絲的話，衹需要三小時就能實現。
“富士康城”
從那家玻璃工廠驅車大約八個小時，就來到了所謂的“富士康城”，大量的iPhone就在這裡組裝。對蘋果管理層而言，“富士康城”是中國工人比美國工人優秀勤奮的有力證明，因為在美國根本就不存在類似“富士康城”的地方。
這裡有23萬名工人，其中很多人每周工作六天，而且通常在車間里一呆就是12個小時。四分之一的富士康工人生活在工廠的廠區內，很多人每天的收入低於17美元。當蘋果的一位管理者在換班期間進入富士康廠區時，他的車被人流堵在了馬路中間。對此他衹能說，這樣的場面令人難以想像。
富士康雇傭了近300名保安維持秩序，以免人流高峰期出現踩踏。工廠的中心食堂平均每天消耗3吨豬肉和13吨大米。工廠里一塵不染，但是附近的茶室彌漫著嗆人的煙霧。
富士康在亞洲、東歐、墨西哥和巴西均設有分廠，組裝全球大約40%的消費電子產品，客戶包括亞馬遜、戴爾、惠普、摩托羅拉、任天堂、諾基亞、三星和索尼。
2010年前擔任蘋果全球供應總經理的珍妮弗﹒瑞格尼(Jennifer Rigoni)說，富士康能夠在一夜之間招聘到3000人，但在美國，沒有哪家工廠能在一夜間招聘到這么多人，並說服他們去住職工宿舍。
2007年年中，蘋果工程師在經過一個多月的試驗後，終於研發出一種切割強化玻璃的完美方法，而這種玻璃將用做iPhone的顯示屏。據一位蘋果前高管介紹，切割好的第一批玻璃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運到了“富士康城”。富士康的經理叫醒了上千名員工，他們趕緊穿好了工作服，男人穿的衣服黑白相間，女人則是紅色。他們立即回到車間，開始手工組裝。在三個月內，蘋果賣出了100萬部iPhone。自那時起，富士康已經組裝了2億多部iPhone。
而富士康則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拒絕透露關於客戶的任何信息。
富士康表示，公司雇傭的任何員工都簽訂了明確的勞動合同，而且公司會依照中國相關法律保護他們的權益。富士康對員工有高度的責任感，公司將努力為一百萬名員工提供安全和積極的工作環境。
富士康對蘋果前高管披露的細節進行反駁。富士康表示，對於某人所說的夜裡加班的現象，根本不可能存在，因為公司對員工的上班時間都進行嚴格的管理，每一位工人都有電子打卡牌，如果換班未經批准，員工就無法進入工廠工作。富士康稱，任何換班時間不是早上7點就是晚上7點，如果有任何變化，員工將在12小時之前接到通知。
不過，富士康員工在接受采訪時的表態與公司聲明有出入。
蘋果在中國發展的另外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擁有美國無法比擬的工程師隊伍。蘋果高管曾估算，指導參與iPhone生產的20萬裝配線工人需要8700名工程師。分析師估計，在美國招聘到這么多合格的工程師需要將近9個月的時間。而在中國，衹需要15天。
在中國僅需要15天
麻省理工學院副院長馬丁﹒施密特(Martin Schmidt)稱：“蘋果等企業抱怨，在美國建立工廠面臨著技術工人短缺的挑戰。”企業稱，他們衹需要高中以上學歷的工程師即可，而不必擁有學士學位。但在美國，很難找到這樣的人。施密特說：“就業機會確實有，但美國沒法滿足這個需求。”
誠然，iPhone的某些相關業務衹能在美國開展，如軟件和創新性營銷活動。蘋果最近斥資5億美元在北卡羅來納州建立數據中心。此外，iPhone 4和iPhone 4S的內部芯片在三星的德州工廠製造。
儘管如此，這些設施並未帶來足夠多的就業機會。例如，蘋果北卡羅來納州數據中心衹有100名全職員工，三星工廠也衹有約2400名員工。
曾負責蘋果產品開發和市場營銷工作的吉恩-路易斯﹒卡西(Jean-Louis Gass e)稱：“如果將手機銷量從100萬部提高到3000萬部，其實不必增加很多程序員。所有新公司──Facebook、谷歌和Twitter──均受益於此。它們在增長，但並不需要聘請太多人。”
很難估算在美國製造iPhone的成本几何，但一些專家和製造業分析師稱，由於勞動力在技術製造中僅占很少一部分成本，如果在美國生產，每部iPhone衹會增加65美元的費用。而每部iPhone的利潤約為數百美元，如果在美國生產，理論上而言蘋果仍將有不錯的回報。
但在許多方面，這種估算毫無意義，因為在美國生產iPhone需要的不僅僅是聘用美國工人──還要改變整個美國，乃至全球的經濟。蘋果高管們認為，僅擁有充足的美國員工，以及高效、極具靈活性的工廠還遠遠不夠。康寧等與蘋果合作的企業也表示，它們必須走出國門。
為蘋果生產iPhone玻璃屏讓康寧的肯塔基州工廠重獲新生，時至今日，大量的iPhone玻璃屏仍在這裡生產。在iPhone大獲成功之後，康寧還贏得了其它希望效仿蘋果的企業的大量訂單。如今，康寧強化玻璃的年銷售額增至7億多美元，已聘用約1000名美國工人支持這一新興業務。
但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張，康寧大部分強化玻璃製造業務已轉移到日本和中國台灣的工廠。
康寧副董事長兼CFO詹姆斯﹒佛勞斯(James B. Flaws)稱：“我們的客戶遍及中國台灣和內地，以及韓國和日本。我們可以在美國製造強化玻璃並裝船發貨，但需要35天時間。當然可以選擇空運，但成本相當於前者的10倍。因此，我們選擇在組裝工廠附近建造玻璃工廠，也就是在海外。”
康寧成立於161年前，總部仍位於紐約州。理論上而言，康寧可以在美國製造全部玻璃。佛勞斯說：“但需要對整個產業結構進行徹底調整。消費電子業務已經成為了一項亞洲業務。作為一名美國人，我對此感到擔憂，但卻無法阻止。亞洲成為了四十年前的美國。”
中等職位消失
當埃里克﹒薩拉格扎(Eric Saragoza)第一次走進蘋果加州Elk Grove製造工廠時，他感覺像是進入了工程仙境。
那是1995年，這座位於薩克拉曼多(Sacramento，加州首府)的工廠雇用了1500多名員工。工廠里到處是機器人手臂，傳送帶上全是電路板，iMac分散在不同的組裝階段。薩拉格扎是一位工程師，很快晉升為管理人員，後來加入到一個精英診斷團隊。他的薪水提升至5萬美元。他與妻子有三個孩子，後來買了一個帶泳池的住宅。
薩拉格扎說：“最終，我感覺到學有所用，並獲得了回報。我知道，世界需要會製造產品的人。”
與此同時，電子產業發生轉變，蘋果──產品普及度開始下降──在重塑自我時遭遇挑戰。其中一個重要挑戰是改進製造，在薩拉格扎投入工廠工作後的几年，他的主管解釋加州工廠如何與國外工廠競爭：不包括原材料，在Elk Grove工廠建造一台1500美元計算機的成本是22美元。而在新加坡衹需6美元，在中國台灣衹需4.85美元。薪水上並沒有太大差距，但庫存成本和員工完成一項任務所需時間則有顯著差距。
薩拉格扎說：“我們被告知，每天必須工作12個小時，周六也要工作。但我有家庭，還要看孩子踢足球。”
現代化經常會導致某些工作出現轉變或徹底消失。正如美國經濟由農業向製造業轉型，然後再向其它工業轉型時期，農民變成了煉鋼工人，銷售員和中層管理者。這些轉型帶來了許多經濟利益，通常，在每一個階段，即使非技術工人也能獲得更高的薪水，以及更多的晉升機會。
但經濟學家稱，最近20年有了一些根本性的改變。中等職位開始消失，尤其是在沒有大學文憑的美國人群中。今天，新的就業機會嚴重偏向服務業──在飯店或呼叫中心，或作為醫院護理或臨時工──該行業提供的中等職位很少。
即使擁有大學文憑的薩拉格扎也未能擺脫這種趨勢的挑戰。首先，Elk Grove工廠的一些日常工作已被轉移到海外。薩拉格扎並不介意。其次，機器人技術可以讓管理人員用機器人替代工人。一些診斷工程師被派往新加坡。負責工廠庫存的中層管理者被裁員，因為衹需少數一些人配上互聯網就可以滿足需求了。
如果將薩拉格扎放在一個非技術職位上，那就顯得成本過高了。同時，他又無法勝任更高層的管理職位。2002年在上完夜班後他被叫到一個小辦公室，結果被裁員，離開了工廠。薩拉格扎後來曾在高中教書，然後試圖重返科技界。但蘋果已經將Elk Grove工廠的大部分變成了AppleCare呼叫中心，新員工每小時的薪水是12美元。
硅谷確實擁有就業潛力，但薩拉格扎卻沒有遇上。他說：“他們需要的是30多歲又沒有孩子的人。”薩拉格扎今年48歲，加上自己家裡共有5口人。
在尋找工作几個月後，他開始絕望，甚至連教書工作也少了。最後，他衹能在一家電子代理機構工作。這家機構被蘋果雇用，負責在返回給用戶前檢查返修的iPhone和iPad。每天，薩拉格扎都要驅車到當年曾擔任工程師的大樓，擦洗成千上萬的玻璃屏幕，通過耳機測試音段接口。每小時薪水10美元，沒有福利。
豐厚薪酬
隨著蘋果海外業務和銷售額的增長，蘋果高管的薪酬水平也水漲船高。上一財年，蘋果的營收達到1080億美元，超過了密歇根州、新澤西州和馬薩諸塞州預算的總和，而蘋果股價也從2005年拆股後的45美元左右一路升至427美元以上。
蘋果股東分享了該公司創造的部分財富。蘋果是持股人數最多的公司之一，股價的上漲澤被了大量散戶投資者、401(k)帳戶和退休基金。與此同時，蘋果員工也分享了這場盛宴。上個財年，除工資收入以外，蘋果員工和董事總共收獲了價值20億美元的股票，行使的股票及期權價值也達到14億美元。
而蘋果高管是這場盛宴的最大受益者。CEO庫克去年獲得了期限為10年的股票獎勵，按當前股價計算，這筆股票價值4.27億美元。同時他的年薪也上調至140萬美元。蘋果遞交證券監管機構的報告顯示，庫克2010年的薪酬總額達到5900萬美元。
一位接近蘋果的人士表示，蘋果為整個美國和全世界創造了巨大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蘋果員工獲得的報酬水平是合理的。隨著公司業務的增長，蘋果包括製造崗位的國內員工規模也在擴大，僅去年蘋果美國員工人數就增加了8000人。
當其他公司紛紛將呼叫中心遷往海外時，蘋果仍將呼叫中心留在美國境內。一位消息人士估計，蘋果產品銷售的增長為其他公司創造了數以萬計的美國工作崗位。例如，聯邦快遞和UPS均已表示，由於蘋果產品快遞數量的增加，公司在美國境內都增招了員工。但這兩家公司在未獲得蘋果批准的情況下都不願透露具體數字，而蘋果則拒絕提供這些數據。
蘋果一位高管表示，公司不該為使用中國勞工資源而受到外界指責，因為美國本土已經無法提供這樣的人才。
此外，蘋果消息人士表示，公司在美國境內已經創造了大量好的工作崗位，這些崗位來自蘋果零售店以及銷售iPhone和iPad應用的初創企業中。
在度過兩個月測試iPad的時間後，薩拉格扎選擇退出。他認為公司提供的薪酬太低，還不如把這些時間花在尋找其他工作上。在去年10月的一個晚上，當薩拉格扎坐在MacBook前開始新一輪在線簡歷提交之際，在地球另一端的林麗娜(音譯，Lina Lin)已經抵達了位於中國深圳的辦公室。林麗娜是PCH International的項目經理，而PCH是蘋果和其他電子產品公司的合作伙伴，負責協調配件的生產，如保護iPad玻璃屏幕的外殼等。林麗娜並不是蘋果員工，但她是蘋果產品交付鏈條上的有機組成部分。
林麗娜的收入水平略低於蘋果支付給薩拉格扎的工資。林麗娜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這是她在上大學期間和通過電視自學而達到的水平。她和丈夫每月將四分之一的收入存入銀行，他們與父母和兒子居住在一套面積為100平方米的公寓里。
她說，市場上有大量的工作崗位，深圳更是如此。
創新失意者
去年，當奧巴馬總統與賈伯斯和其他硅谷高管的晚宴即將結束時，每個人都站起來準備離開。這時，有很多人圍攏在總統身旁希望合影，而希望與賈伯斯合影的人數也不少。當時坊間已有傳聞，稱賈伯斯的病情在惡化，一些人希望能夠抓住機會與其合影，唯恐這是最後一次與他留影的機會。
最終，合影人群擠到了一起。當時在場的一位人士表示，賈伯斯對奧巴馬說：“我並不擔心美國的長期前景，這是一個相當偉大的國家。我擔心的是，我們沒有充分考慮解決方案。”
例如，硅谷高管在晚宴上建議，政府應該改革簽證制度，讓美國公司雇傭外國工程師。一些高管敦促總統為公司提供“免稅窗口期”，使得公司不用為匯回海外利潤而繳納重稅，這樣公司就可以將這些資金用於創造國內崗位。賈伯斯甚至建議，如果政府幫助培養更多的美國工程師，也許有一天蘋果會將部分熟練技術工種崗位留在美國境內。
經濟學家對上述種種措施的效果持懷疑態度。他們指出，有時候經濟的轉變是由於意想不到的社會發展。例如，上一次美國社會出現嚴重而漫長的失業是在1980年代初期，當時互聯網几乎不存在。那時很少有人會預計到圖形設計學位會很快變得炙手可熱，而電話修理學科則前途渺茫。
目前尚無法確定的是，面向未來的創新是否能為美國創造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
在過去十年間，太陽能、風能、半導體製造和顯示技術的革新已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雖然上述許多行業先在美國興起，但多數就業崗位惠及的卻是海外。企業紛紛關閉了美國境內的工廠，將製造業務遷往中國。企業高管為此給出的解釋是，他們在與蘋果競爭，希望獲得投資者的認可。如果他們不能追趕蘋果的增長速度和利潤率水平，那么生存前景堪憂。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表示，新的中等崗位最終將會產生，但一個年屆四十的人是否具備相應技能？他是否會被新的大學畢業生超越，再也無法回歸中產階層呢？
許多行業的高管表示，賈伯斯等商界人士的出現加快了創新的步伐。通用汽車要花5年的時間才會對汽車設計進行重大修改，相比之下，蘋果在四年時間內就推出了5款iPhone，讓iPhone的運行速度和存儲容量增加了一倍，售價則大幅下降。
去年的那場宴會上，賈伯斯在與奧巴馬告別之前，從口袋裡拿出了iPhone，展示了一款高清圖像的賽車遊戲應用。房間內的輕柔燈光在他手上的iPhone折射，在場的高管們紛紛聚攏在他身邊，希望從他肩頭上一睹這款應用的精彩。這些高管的身家總計超過690億美元。他們看過後都認為，這款遊戲太棒了。
此時，賈伯斯手上的iPhone顯示屏晶瑩剔透，沒有絲毫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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